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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勾销旧帐,欧非何谈平等互信

执笔/研究员 陶短房

  被欧盟各国、尤其德国总理默克尔寄予厚望的第二届欧盟-非洲峰会终于在一片吵闹中落幕,53个非洲国家、27个欧盟成员,在两天会期里签署了默克尔和欧盟轮值主席、东道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苦心策划、极力倡导的,象征着”欧非共同战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声明》,按照如释重负的苏格拉底的话,此次会议”取得了预期效果”。但相信这句话的,恐怕也只有把顺利开完峰会本身当作胜利的葡萄牙人自己,毕竟这个本该在2003年召开的峰会总算开了,尽管席间布朗”避瘟疫般”离席而去以躲开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而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则一签完字便健步离去,顺利二字其实也要大打折扣。
  本次会议的5大议题:和平与安全;民主与人权;贸易与发展;能源与气候变化以及移民与就业,几乎没有一个不以激烈争吵匆匆告终,几乎没有一个达成哪怕最基本的共识,而默克尔、萨科奇和布朗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即非洲国家对”经济伙伴协定”(APE)的支持,可谓一无所获:53个非洲国家一致拒绝接受这个旨在取代12月31日到期的旧协定。而与会非洲国家显然也不可能对大会满意:它们想要的是欧盟更多的优惠、支持和投入,结果却发现,这些根本就不在议程之列。
  事实上,这次会议正如许多非洲媒体所讥讽的,雷声大,雨点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很简单:欧盟的自我矛盾。对于因殖民瓜葛不得不背,却长期广种薄收的非洲包袱,欧盟早有交卸之意,简单地说,他们不想再为非洲多花冤枉钱。这也使2000年首届峰会以来欧盟既不积极推动第二次峰会,也不认真履行此前达成的,给予非洲国家关税优惠及产品、劳动力市场开放的协定。但近来中国、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渐增,美国也不甘寂寞,和非洲渊源深厚、视非洲为全球地缘战略重镇的欧盟又不甘就此出局,思前想后,他们才拿出了默克尔引为自得的”两全”方案:用”平等伙伴”偷换援助与被援助、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用”互惠互利”的APE代替旧的、由欧盟单方面给予非洲优惠的协定——欧盟向非洲门户开放,但非洲也得向欧洲开放一切,进行”自由贸易”。问题是这种”平等”,贫困的非洲国家消受不起。
  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尖锐指出,所谓”相互门户开放”,结果就是富裕的欧洲如殖民时代般把贫瘠的非洲掠夺殆尽,因为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差太远;所谓”平等伙伴”,不过是欧盟裹在”毁诺”药丸外的一层糖衣:所有议题都由欧盟单方面提出,这和苏格拉底一再强调的”共同制定战略的新局面”相差何乃远之。一方面想少花钱、多得利,另一方面则想多得钱、少牺牲权益,基本诉求格格不入,所谓”共识”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聊胜于无。正因如此,尽管为达目的,欧盟说尽甜言蜜语,拿出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的浑身解数,苏格拉底甚至不惜跟布朗翻脸,硬是把穆加贝礼请入境,以免会议再次流产。可惜,一切努力所能得到的结果,注定只能是”会议顺利召开”而已,因为欧盟和非洲双方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和对方想给的是什么,自己不想要和对方不想给的又是什么。
  因此在会议上,如非洲媒体所言,迎向欧盟”自私自利面孔”的,是所有非洲国家不屈不挠的目光;因此面对欧盟分化一度动摇的个别非洲国家很快回归本阵,铁板一块地拒绝接受欧盟近乎最后通谍的APE;因此一向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盟友”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听完默克尔大段人权民主共同价值独白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只有非洲人自己,才有资格讨论自己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正如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祖国报》评论员所指出的,幅员辽阔、文化源流分散、地区差异惊人的非洲各国间唯一共同之处,是其共同的被欧洲殖民历史,因此只有在面对欧盟压力时,非洲才成其为非洲,才能发出同一个声音,这种压力越大,非洲所发出的声音也越大、越一致,这也许是APE的欧洲设计师们所始料不及的。
  正如默克尔所言,欧盟一反常态积极促成这次峰会,目的在于让双方”摒弃殖民旧帐,掀开新的平等互信关系”,可欧洲之于非洲,显然绝不可能从零开始,漫长殖民历史所积欠的旧帐,也绝非民主、自由、平等、开放等美好的辞藻和概念所能勾销,如今的非洲人,不可能重蹈祖辈覆辙,让欧洲人用几个玻璃珠换走财富、土地和未来。一言以蔽之,如果欧盟仍打着”勾销旧帐”的如意算盘,所谓平等,所谓互信,至少在非洲这里是注定讲不通的。

“我控诉”

德国人民也应藉此机会让以安全之名不断集权化的政府知道,人民仍然坚定地相信着德国启蒙传统所强调的人之尊严与价值。[文/研究员 Tsai Chinghua]
  本周最值得注意的人权新闻:波鸿(Bochum)律师米歇尔•舒瓦兹(Michael Schwarz)控告了负责核发护照的波鸿秩序监督局(die Ordnungsbehörde der Stadt Bochum)。控告的原因:德国政府立法规定,德国人必须在护照中留下指纹。
  在长达四十三页的理由书中,他洋洋洒洒痛批德国政府丝毫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竟在今日以安全、反恐等各种名目,实施生物特征纪录,以生命政治控管德国公民,这其实是重复西方政治史上各种集权国家的行径。他引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观察,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规训权力的叙述,甚至康德对启蒙的论点,重申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如何被化约为可控管的、可纪录的、可被见到的(sichtbar; Gesehenwerdenkönnen)的编码对象。各种治理工具原来只能是工具,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自身,以及保障着人类自由所必须的社会秩序;但是德国近年来的一连串信息储存、监控、窃听法案,已经将科技手段提升为目的,治理不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与权利,而是让公民以政府希望的模式生存着—方式就是让人类成为“可被机器解读”的对象 (maschinenlesbar)。舒瓦兹提出的这些反省科技所蕴含之政治力量的理论中,其实还应该加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对科技的批判——他告诉我们,科技作为一种制造、操纵人类之力量(Machenschaft),使人类只能成为被摆置之对象,而这正是当代存有者最无法、却也最必须去克服的宿命。
  除了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舒瓦兹也从西方“监控史”的角度讨论指印在政府管理公民方式中扮演的角色。德文中有两个字来形容指印, Fingerabdruck与Daktyloskopie,前者是英文的fingerprint,而后者是直接引自希腊字(daktylos =手指,skopein =看),由此可知这种技术在西方历史中由来已久。而近代最广为使用指印管理人类的,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殖民地官员。
  逐渐地,指印纪录从罪犯或社会边缘的需要被管理者,不断扩大范围,到了纳粹德国时期,于1938的身份证规定(Verordnung über Kennkarten vom 22. Juli 1938)中,遂规定所有德国成年男子公民与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必须被采录指纹。这时治理术已经不再只为了治理,甚至更进一步藉由将人编码,而发挥区分敌我,排除某些非我族类的功用。例如同一年稍后实施的犹太人护照规定(Verordnung über die Reisepässe von Juden vom 5. Oktober 1938)就授权政府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J”的标记。
  战后这样的治理方式受到质疑,1950年的身分证件法(Gesetz über Personalausweise vom 19. Dezember 1950)就规定了不得以指纹资料制作身分证件。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国家却以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理由来要求公民提供各种生物特征。舒瓦兹的意见书详尽地反驳了各种国家立法过程中被提出来支持指纹制度的理由,其中有一个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几年前在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广告,里面是一个带着笑容的家庭,一男一女及两个小孩,正被照像机拍摄。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广告,标语写着:“飞到美国花您八小时,但是确保您的造访安全无虞只花几秒钟。”2004年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拒绝去美国任教,因为他拒绝这几秒钟的“生命政治刺青”(Bio-Political tatooing)。现在看来,德国政府也希望从它的公民那里得到这“几秒钟”。阿甘本认为当代西方政体典范已经成为一种集中营的治理模式,而从美国、德国不断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各种生命——科技规范术,我们确实看见了西方社会从雅典的理想走上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方向。
  舒瓦兹的理由书以奥韦尔(George Orwell)《1984》的一个句子作结:“来自单一化的时代、复制思想的时代的问候。”他提醒德国的人民,决不要放弃自由的权利,不要成为单一而顺从的公民,不要放弃人的身分而只能成为一种电子数据。这次控告,会引发什么效用仍不可知,但是正如一百多年前佐拉(É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中,挺身而出与举国为敌地喊出“我控诉”(J’accuse),进而打击了一个集权的政府;德国人民也应藉此机会让以安全之名不断集权化的政府知道,人民仍然坚定地相信着德国启蒙传统所强调的人之尊严与价值。